首页 > 认识淮安 > 漕运研究 > 清代前期竹木运输量

清代前期竹木运输量

2016/6/12 8:42:50    作者:邓亦兵    阅读:4512    评论:0

    清代前期竹木在全国的流通,经君健《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和运输》[1]一文,描述十分详尽,不仅包括全国长途贸易的竹木流通,而且还有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山东等地区性的短途运输。竹木在清代前期的流通量是比较多的,这从政府专门设立征收竹木的税关,就可以得到证明。清代前期设立专门征收竹木的税关有7处,另有5处兼征其他税[2],由工部管辖,还有4处由户部管辖的关也兼征竹木税,所以共有15处征收竹木的税关。在当时,专门征收一种商品的税关并不多见,可见竹木流通量不一般,应当说,竹木流通在整个商品流通中应当占有一定地位。本文准备以长途流通的竹木为主,围绕设立在流通主干线上,征收竹木的各税关,采用比较的方法,对乾隆时期各河流和各税关的竹木通过量,进行综合估计。
    竹木数量比其它商品量的估计,存在更大难度,目前学术界尚无文论及。原因可能是:一难以从亩产、人口中来估算竹木产需量。二竹木的计量单位问题。清代前期各地的竹木计量单位不同,没有统一的计量单位,更无法转换成现代所用的立方米。三从关税中反向推导竹木数量问题。用关税数量反向推导商品通过量,存在很大缺限,除了税收数目的记载不完整外,税收本身还包括耗羡、铜斤水脚,而且涵盖了诸多税官贪污、作假的手脚。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计量商品通过量方法,但是在中国古代没有数字记载的情况下,研究中又需要数量参考值时,用这种方法也是一种无奈。过关竹木以圆围、径长、料材作为计税单位,有的税关是直接征收木植实物,或十取一,或十五取一,再把征得的木植出售,以这些银款作为竹木税。有的税关是一根一根计量,根据不同种类竹木的价格定价征税。有的税关则因为通过木材量大,以计量木排筏的丈尺征税,竹排筏以量排估根计数征收,每一排筏有数百上千根,所以很难从竹木税中推导出竹木数量。如果根据各关的具体情况,利用多角度综合评估比较的方法,或许能勾画出模糊的竹木运输量,为全面研究清代前期商品流通规模,提供一点参考,期待将来发掘出新史料,再作进一步探讨。
    一、东北地区的木材流通
    东北地区是清代满族统治者的祖地,包括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,明政府在辽宁的广宁卫设关收税,嘉靖年间曾复设山海税关。[3]到了清代,政府开始对东北的木材进行开采。
    先是恢复广宁卫等地采伐,康熙四年题准,“广宁、锦州、宁远、前卫等处居民边外采伐木植。”[4]这里有辽河,其上游流经蒙古昭乌达、哲里木盟,下游在奉天境内牛庄海口入海。辽河支流浑河(亦称呼纳呼河、呼努呼河或胡纳胡河)是奉天木材的主要运路之一。浑河发源于奉天长岭子山区,在牛庄城附近汇入辽河。其他还有“开原所属清河,锦州所属大凌河,宁远所属六股河,复州所属碧里河,熊岳所属归河”等,都有木材运销。[5]康熙年间,政府在胡纳胡河口抽收松木、桥木等税,“所管七地,自胡纳胡河及辽阳、开原等河周围相隔一千五百余里。”[6]另在“辽阳、岫岩、凤凰、开原等四城抽分商税木植。”[7]但四城木材细小,税额不多。
    胡纳胡河关口“历年以来,惟乾隆二十三年收银六千余两。此外,每年有自数百两至一千一二百两及二千六百余两不等。”[8]由于“呼努呼河等处商人所贩木植,于十五根之内抽取一根。”[9]所以每年征收木植数的十五倍,就是全年运输量。
    收税最多的乾隆23年当在乾隆7年的25万根以上,收税少的24年在0.9万根左右。
    松花江支流牡丹江,流经位于吉林中南部宁古塔副都统辖区的敦化、宁古塔、海林等地,在三姓城汇入松花江。木材从牡丹江输入,沿松花江下运,至吉林交易。这里的木材包括杉松木、椴木,[10]及松橔木、柁木、檩木、梁木、蓋木、椽子、核桃木、杨木、沙松、紫椴木等。[11]雍正11、13年,政府在宁古塔、松噶尔江上游辉发、穆钦等处征收实物木税。[12]宁古塔木税定额为“一百五十八两。”以后又在三姓征收木税,定额“一百二十八两。”[13]“所到一应木植,十取其一,将税木卖得银两贮库归入正项”。[14]每年征收木材的数量乘以10,就应该是当年商人运输的木材量。
    上述各关征收的木植中,不包括细小之木,[15]所以从税收定额和关口通过木植量可以看出,通过辽河及其支流的部分木材运输量,就比松花江及其支流牡丹江等河流的运输量要大。
    二、北方地区的竹木流通
    明代在通州等地设立了五个,及河北真定竹木税关。到了清代前期,通州税口仍然保留。乾隆时,因正定府“木税为数无多”,[16]税关被裁革。明代在兰州设立的税关,清代未继承,但在京师北和西北方向,新设立潘桃口(即潘家、桃林二口)、古北口、杀虎口、武元城等税关,征收竹木税。
    京师北方蒙古克什克腾、乌兰布通等处,分布大片森林,产有黄松、红杉、椴木、杨木、柏木等木材,康熙年间政府开放山场,许商人进山伐木。[17]滦河及其支流,经直隶与蒙古交界地区,流过多伦诺尔厅境、喀喇河屯、热河,入永平府境,又经迁安、卢龙、滦州,在乐亭县境内入渤海。这是北方木材向京畿地区运送的途境。木商“自山场运木,皆系雇觅蒙古牛车”,陆运到滦河大河口,或运至支流小滦河口,每年“于春秋两季下河,其八九月间砍伐之木,于开春起运。三四月间砍伐之木,于秋间起运。”[18]政府分别在大河口、小河口设立税关征收木税,但因二河口歧路颇多,商人易于绕关漏税,又因为“大河口木植由潘家口而进,小河口木植由桃林、冷口而来。”于是,雍正7年政府将二税口移于潘家、桃林二处,称潘桃口。[19]运往大河口的木材,是黄松、红杉等大料,所以征税较多。[20]乾隆31年,政府又将潘桃口改设大河口。因大河口距离多伦诺尔30多里,木税归多伦诺尔同知管理,税关仍称潘桃口。[21]其余“潵河口、冷口、山海关、界岭口、岩儿口等六小口木税,归通永道经管,征收报解。”[22]通永道原管沿运河到通州的粮船所带竹木,并兼管经西河运到京城的竹木税。“西河所征竹木之税,乃系由西南来”,沿海河水系运至,“其税口有永定门、草桥、卢沟桥三处。”[23]
    潘桃口监督迈拉逊称,“职于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到任,无商无票,于十二月内,始有商人李柏于本年二月内,领票砍木办课。至今余任三月有余,任内并无木植进关,国课尚在全亏。本年十月二十六日,该商李柏商头拨木植,阻冻热河,二拨木植赶至四旗地方,俱不能进口。一任之内,并无寸木进关,若不将此木植照例抽收,一年额税无可奏报。计头拨木植四万一千九百零二件,照例抽收税银九千三百七十八两零。二拨木植九千七百五十三件,抽收税银二千二百二十七两零,共收税银一万一千六百六两二钱七分。”[24]潘桃口税则规定,“木植十分取一,均按长径尺寸,核价折征。”[25]据此可知,乾隆27年并非是通过木植多的年份,该年经过潘桃口的木植二次共516 550根。又由于“口外严寒,于春夏之交青草发生,可以放牧牛只,始得运行,往返一次约需二三十日,至十月以后,雪深草枯,便难挽运。”[26]每年商人只能运木一次,所以通过潘桃口的木植当在258 275根以上。“潘桃口木税,原定岁额银七千六百四十五两”,后分六小口归通永道征一千二百两,潘桃口为六千四百四十五两。[27]通永道所管税口,定额为一千二百两,西河木税定额六百余两,竹木进口量相当于潘桃口木量的三分之一弱。但是,蒙古克什克腾、乌兰布通等处山场,自康熙年间开采,到乾隆时期,已经六十余年,“大木渐少,近处皆剩存细小木植。” [28]木税逐年减少。乾隆52年,该关通过木材只有6.6万余根,税银1679两余。[29]嘉庆元年,通过潘桃口的木植1.2万根左右,征税约315两[30],可见征收之少。通永道所辖税口,木材进口量本来就少,至道光6年,“通永道征收木税,近因粮艘盘坝转运,未能携带木植,抽税稍形短绌。”通永道木税定额也随之减少。[31]
    潮河发源于四旗沙尔呼山, 经古北口,流入密云县后为潮白河,至通州与北运河交汇,下游经宁河县芦台镇,在北塘入海。商民砍伐潮河上游的木植,沿潮河运木到通州发卖。[32]康熙元年,政府在“古北口征收木植”。[33]木材包括椴木、杨木、松椽、松木、松板。[34]雍正8年,“古北口一路近年木植进关甚少,额征银一千十有二两五钱一分。”[35]雍正11年7月,直隶总督李卫“由独石出口边外,行走数日,一路见有客商驮载货物车辆、牲口,兴贩络绎。及从古北进口所遇更多。查该口止有木植进内抽分,近渐减少,别货俱未设有税额。”[36]乾隆3年,古北口实征木税“一千二十六两八分二厘”。[37]到嘉庆年间,“该处商贩寥寥”,木税经常“不敷定额”,据称,“山场砍伐既久,近年以来,只有小民在附近各山采取柴薪,照例输课,每岁不过三、四十两,至五、六十两。”因此,自嘉庆7年起,木税尽收尽解,不再定以额数。同时撤消监督,改归地方管理。[38]古北口原来税额“一千十有二两有奇。木植十分取一,折银解部。”[39]古北口与潘桃口的木税则例相同,但从实际征收数量与定额上看,不如潘桃口多,所以乾隆时期通过潮河及其支流的木材运输量,比滦河及其支流的木材运量小。
    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,上游及其支流分布甘肃境内,中游流经蒙古、陕西和山西交界处,下游经河南、江苏入海。黄河中游北岸大青山产松、柏木,康熙38年,政府允许“殷实商人愿往杀虎口外大青山等处采木者,请令其赴部具呈给票,守口官兵验明放行,输税入口贩卖。”[40] “木植砍伐堆积山厂,春秋二季,水贩进山购买,由黄河运至河保营交税发卖;或从陆路驮往归化城,并进杀虎口交税发卖。”[41]明代在杀虎口设立马市楼,清代“顺治八年,遂设监督一员,于此经收税课。”[42]雍正5年规定,“河宝营木税,由杀虎口监督征收解部,每年以七千二百两为定额。”[43]到乾隆25年,“大青山无木可伐”,其木税定额,由户部盈余银两抵补。[44]杀虎口的定额中,木税只占一部分,比只征木税的潘桃口要少,所以乾隆时期黄河中游木材运输量应比滦河及其支流的运量小。
    黄河支流汾水,发源于山西宁武府芦芽山,经忻州、太原、汾州、平阳、绛州,自河津县境入黄河。其支流文水,发源于吕梁山,经交城武元城、文水开栅堡,在汾州境汇入汾水。吕梁山的落叶松、云杉、油松、桦木等木材,沿文水、汾水南运。交城县的武元城,在汾水旁,“为水旱总路。其水泉滩地势宽平,水陆驮运之木悉聚于此”。[45]雍正10年,政府在“武元城设立税口,凡有木植照部定木价折银,每两收税三分,责成交城县征收,入正项报销。”[46]雍正13年定额,“每年以一千二百三十一两有奇。”[47]到乾隆28年,武元城税关征收木税已经三十余年,所伐之木距武元城越来越远,木材集散地移至故交村。“该村亦近河干,故近日所伐之木,多由故交村扎筏入河,以致武元城商木渐少”。[48]于是,政府“在元城、故交村两处,设立税口征收。”[49]道光4年“各山木植历次砍伐,大木渐少,发运木植无多,是以税银未能征收及额。”[50]乾隆2年,武元城实收木税银1268两零。[51]乾隆13年,杀虎口实收木税银2005两零。[52]税则规定:“杀虎口按木植长径尺寸,核以部定之价,折征十分之一。”武元城“按部价折征百分之三。”[53]如果从两关的定额、税则,和以上两年的实际征收情况看,通过武元城、故交村二处的木材量当比杀虎口少,大概可以推断汾河及其支流的木材运输量,要比黄河中游小。
    三、沿运河运输的竹木
    运河贯穿南北,将各条东西流向的江河串联起来,西南的竹材、木材沿运河北上,经通州,运销京师,是竹木运销网络中的一条重要干线。明代在运河沿岸设有淮安、临清、杭州各关征收木税。“淮安税率通常低于其他几处,主要是因为松木到此之前至少已经纳过一次抽分。淮安厂要向大运河上所有商业运输抽税,对竹木等造船材料征收的统一税率为3.33%。”[54]清代淮安关和宿迁关征收木税并不多。临清关分为户部管理的户关与工部管理的工关,工关又称“砖版闸”,“征船料、木税。”[55]临清工关以征船料为主,征收的木税也很少。但这并不说明运河的木材运输量少,因为粮船跨带,是运河运输木材的重要方式。康熙时期,漕船“船尾拴扎大筏,不令查验。”[56]乾隆年间,政府不得不根椐漕船跨带竹木的情况,规定天篷上装竹木“毋得过高二尺”,从而使漕船带木合法化。[57]乾隆54年,“李天培私带桅木一千九百五十根”,共欠淮安、宿迁两关木税银一千二百六十七两五钱。”[58]到嘉庆年间,漕船跨带竹木逐年增加,“较从前多至五六倍,统计江广三省粮船跨木不下六七十万根之多”。[59]运河上每年通行的“江西、湖广粮船二千余只”[60]这些船不仅天篷上装载竹木,而且船两旁跨带,估计每年运输竹木当在数百万根左右。有时粮船拖带跨带竹木,对税关的木税征收起决定性作用。例如,道光六年,通永道征收木税短缺,就是由“粮艘盘坝转运,未能携带木植”所致。[61]
    运河向南流入浙江省,严州府境内,富春江称桐江,其支流新安江的上游在安徽省徽州府境内,称率水。率水支流吉阳水,发源于黄山,经黟县、休宁,在屯溪入率水。率水也在这里与新安江合流。率水上游支流小溪,都是木材运路,休宁、祁门、黟县、歙县的木材沿小河下运浙江。富春江支流东阳江,流经金华境内,东阳江支流衢江流经衢州,其支流金溪,经开化、常山入衢江。这些河流总汇于运河,所以严、金、衢三府的竹木最后也运输到杭州。
    早在明代运河南端的杭州南关就征收木税,清代称南新关。南新关专征金、衢、严等府山场的木税,另“在钱塘县调露乡之上分一图,在官河之西,去分司北二十五里,四季皆有椽料、伞柄竹,北来楠木、沙板,由此抽分。”在美政关,“四季有青椽料、猫花筹伞柄等竹,松杉、杂板、枣梨板木、松花稍木”抽税。在古荡关“四季每日皆有肩驮杂竹,并零少松杂等木过者,减额抽分。”[62]康熙时木税开始减少。康熙50年,监督觉罗阿尔虎入山查勘木税缺额的原因,他说:“缘岁久砍伐殆尽,新木正在滋生,是以商贩寥寥。”[63]乾隆年间,南新关的木植过关量大幅减少,虽然税不足额,但每年竹木税也总保持在20 000两左右。如乾隆17年,南新关“实抽分过商税季税银二万四千四百九十九两八钱九分三厘。”[64]乾隆26年“征收银二万六千七百三两四钱一分三厘一毫。”[65]其他年分征收税银数量,散见有关档案,这里不再一一例举。
    四、沿长江及其支流运输的竹木
    长江上游及其支流,金沙江、嘉陵江、涪江、渠江、赤水河等流经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省;长江中游支流汉洋河、香溪、陆水、富水、汉水流经湖北地区;南岸与洞庭湖相通,汇入洞庭湖的澧江、资江、沅江、湘江等流经的湖南、贵州东部;长江下游支流乐安江、青弋江、泥汊河、新裕河、赣江等流经安徽、江西等地,在江苏省入海。
    长江及其支流是明清两代竹木运输量最大的水路。明代沿长江设有荆关、龙江关、芜关征收竹木税。清代不仅保留了这些税关,而且还在上游四川重庆增设了渝关,在支流地区的湖南省境内设辰关,芜关分为芜湖户关和芜湖工关,工关主要征收竹木税和船料。另外,户部管辖的九江关与江西赣关,也征收部分竹木税。
    长江上游的四川山区,遍布密林,盛产各类杉木、柏木,保宁、顺庆、潼川、巴州南江木材,分别沿嘉陵江、涪江、渠江至重庆,汇入长江。建昌所属之雷波卫、昭通府之永善县的杉木,及云南的木材沿车洪江、牛栏江、金沙江也运到重庆,沿长江下运。重庆是“全川江水总汇”之地,[66] “大小两码头,人民众多,用木浩繁。各路山客零星砍伐木植,扎就小排,贩运来重,量材发卖,银货流通。城外江北咀一带地方,江宽水平,山客发卖各项木植,远商扎造下楚大排,数十年来,百无一失。”[67]康熙46年,政府在重庆城外北岸两河合流之处,设立渝关。[68] “每年五六月江水泛涨方能扎筏放行,至七八九十等月始陆续抵关”,[69] “或就近发卖,或运贩下楚”,“凡有江楚商贩,在重庆零买已税之木,总汇扎筏,前往湖广江南贩卖。”[70]康熙年间规定,每年渝关木税额四千七百余两。但每年过关木植则多寡不一,因为“雍正十一、十二两年,岁值丰稔,工本省约,溪水涌发,运入利便。更有商人贺际生等报明滇宪,在新设昭通府之永善县运到杉木,经过渝关。是以两年税银各收七千余两。”[71]乾隆2年重新规定,“每年以五千两著为定额。”[72]以后“木筏多寡既悬,税银盈虚亦异。乾隆三年四年,短税银三百两有奇,五年额外余银三千八百余两之多。”[73]乾隆13年,“盈余至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余两,比乾隆十二年分多收至二万一千四百余两之多”,“原属适逢罕有之事。”[74]渝关木税“乾隆十五、六两年,所收木税缺额至一千六百,以及一千九百余两不等。”[75]乾隆17年缺正额一千六百七十余两。[76]乾隆22年征收木税五千二百一十五余两,盈余银二百一十五两,比上年盈余银少收九百五十八两零。[77]此后,各年份缺额较少。渝关木税则例“木植以径围尺寸,核估本价,每两税银三分,按则征收。头号杉木围圆五尺,估本十两……。头号柏木围圆五尺,估本二两六钱……至杉柏木木植长三丈一尺以上,仍作整木收税。”[78]如果估计乾隆年间平均征收木税5000两,按头号杉木估算,大约通过1667根左右;按头号柏木估算,大约通过6410根左右。
    长江中游流经洞庭湖,这里汇聚了湖南的湘江、资江、沅江、澧江,而四江是湖南、贵州竹木的主要运道。湘江发源于广西桂林境内,经永州,衡州、湘潭流入洞庭湖。湘江干支流经的永州府祁阳县“竹木之产饶于他郡。每年架排载舟,涉洞庭而抵鄂汉者,络绎不绝”,“编筏贩到汉镇,岁可数万金。”[79]湘江支流潇水,发源于瑶峒山区,经道州,在零陵县入湘江。乡民“走下河”,沿潇水下运,用船载木至道州、零陵等地发卖。[80]资江发源于宝庆府,经新化、益阳入洞庭湖。资江上游的益阳商贩,“将竹木扎成小筏,或五六排,八九十排不等,用篾缆连环,牵绵数里”,[81]沿资江下运。资江沿岸的安化、新化、宝庆的竹木,也都沿资江运往湖北。沅江发源于宝庆府南部,上游分布在靖州境内,称洪江,流经沅州、辰州、常德府境,称沅江,在常德府入洞庭湖。整个沅江上游地区,水道顺畅,运木方便。城步县的杉木沿洪江下运。沅江上游的渠水等河也可以运送竹木。沅江支流清水江,发源于贵州都匀府,经镇远、黎平、在湖南黔阳入沅江。雍正年间,“自黔省清水江开辟后,而材木出山愈多,各由江河总归洞庭,而下运江省。”[82] “黔省黎平府地处深山,山产木植,历系附近黑苗陆续采取,运至茅坪、王寨、卦治三处地方交易。该三寨苗人,邀同黑苗、客商三面议价,估着银色,交易后,黑苗携银回家,商人将木植即托三寨苗人照夫。而三寨苗人本系黑苗同类,语言相通,性情相习。而客商投宿三寨,房租、水火、看守、扎排,以及人工杂费,向例角银一两给银四分,三寨穷苗藉以养饍,故不敢稍有欺诈,自绝生理。”[83]澧江经永顺、澧州入洞庭湖。澧江及其支流漊水亦有竹木流通。
    清代政府在辰州设立税关,征收木税和盐税,原定每年征收木税“一千三十两零”,盐税“一千三百七十五两零”。[84]雍正9年,辰关木、盐税“以一万二千五百两为定额,如遇闰月加九百两。”[85]该关税则规定,“松杉木、杉板、杉枋及杂木、杂木枋等项,均按木计价,每银一两征税三分。”[86]雍正4年巡抚称:“木税每年约有羡额四千余两。”[87]由此可知,雍正4年辰关木税为5030余两。雍正7年,有人到商木聚集发卖之区常德府河洑地方,调查木价。他比照政府采买皇木的价格,规定当地折算的木价,以杉木为例,“围园五尺者,捏称向作价三两五钱,经臣详作价三十三两,近查采买价值则系发银四十五两。”[88]乾隆时期多数年份,辰关税收都比雍正4年多,且未见木材作价有何变化,如果用雍正4年辰关的木税与渝关比较,可以看出,同是围园5尺的杉木,通过辰关的大约有4790根,比渝关的1667根多一倍余,所以乾隆时期辰关的竹木当比渝关更多。从税方式上看,“辰关木税非同长江大河各关可比”,“每排之木,多者数百余根”。“若逐根亲填,客商有稽延守候之苦。”[89]所以,辰关的商人亲填簿不能逐根填写,也可以说明乾隆时期辰关的木材过关量比渝关大。
    长江中游在湖北境内,除了有来自四川、湖南、贵州的竹木运销,还有汉水及其支流的竹木流通。这些竹木的一部分在湖北销售,大部分运往下游,并通过安徽、江苏向北、向南转运。因此早在明代就设立了荆关,清代仍旧。“荆州一郡,襟江带河,上接西蜀,南通云贵。在明季荆关银两全借上江之板木竹料,下江之大小船只。”[90] “荆关榷税,实惟仰资川来竹木,及上下往返船只,乃可取给国课。”[91]顺治3年10月7日,政府在荆关开征船料、木税。[92]乾隆年间规定:“荆关税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三两有奇,又铜斤水脚银三千七十六两,溢额银五百八十两。”[93]总计各项税为17019两。“凡商贩竹木板枋,按径围、地产、料材;船计色目、梁头尺寸,照部颁条例征收。”[94]乾隆年间,荆关“船料每年征收在三万两内外,数目不相悬殊。”只有竹木“全赖四川竹木抵关,钱粮始能充裕。”乾隆14年“夏秋间,四川沿江一带,溪河